清歌如烟——我的哥哥我的家(二) [张盈唐]
二、 哥哥印象
在我从小的记忆中,哥哥和我,根本就不是同一代人。
我小时候和哥哥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3岁那年,我被妈妈送到了上海外婆家。这之前虽然和哥哥在一起生活过一年,但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人生的第一个记忆还是从刚到上海那天的淅淅小雨开始的。
上海的亲戚们告诉了我很多哥哥的童年往事。我外婆家是上海的一个工人大家庭。妈妈是老大,我还有两个舅舅,两个阿姨。最小的小阿姨比我哥也就大个五、六岁,所以哥哥的童年基本上是和我的小舅舅、小阿姨们一起摸爬滚打过来的。
虽然长着一个智慧的大脑袋,但是在调皮淘气方面,哥哥绝对比不上那些上海小孩,而且他年龄还是小,所以基本上就是跟着大孩子屁股后面乱跑乱跳。这时候,我那外婆就会颠着小脚在后面使劲追,嘴里嚷着:宝宝,宝宝(哥哥的小名),别跟着他们乱跑,小心摔!你们几个孩子,不许欺负宝宝!然后一把搂过我哥哥,像老母鸡护犊子那样搂进怀里。时间长了,大家就说,外婆是我哥的“保护阳伞”。哥哥对外婆的感情也最深。妈妈去世后我们一起整理妈妈的遗物,他把外婆留下的一对耳环珍藏起来带回了美国。
工人家庭没有那么好的学习环境满足哥哥强烈的求知欲。几个舅舅阿姨的学校读本,几本《十万个为什么》很快就被哥哥翻烂了,当大孩子们学习成绩不好时,哥哥还能煞有其事地给他们补课。很快,这些都满足不了哥哥探索知识的欲望,他很快盯上了大舅舅的一个好朋友,姚先生。
姚先生是个数学老师,每次来我家做客,哥哥就缠着他问这问那,甚至不让他和舅舅聊天,小小的年纪就开始和他讨论起高等数学。大舅舅有个经典的段子,时不时拿出来调侃一番。叫做“舅舅大喜之日,外甥大哭一场”。讲的是在我大舅舅的婚礼上,按家里的习俗小孩子要单独坐一桌。但我这个倔强的哥哥一定要和姚先生坐在一起请教数学问题。大人不同意,他就在舅舅的婚礼上大哭了一场,生生搅乱了一场喜事。
大一点的时候哥哥被接回北京,那时我们家住在清华园里。校园里满是满腹经纶的学者教授。哥哥如鱼得水,到处问大人问题。慢慢的这个奇怪的小孩子在清华园就有了点小名气。再后来,跟着妈妈到了湖北干校,他还是到处问问题,好在干校里的知识分子多,大家也都喜欢这个小小年纪脑子里却装满了高深知识的孩子。所以哥哥基本没有上过中学,而他的那些知识,都是自己自学来的。
1974年回到北京后,妈妈被爸 爸在文革中的遭遇吓怕了,坚决不同意他再回清华大学当老师。因此,爸爸又调回了邮电部,和妈妈一起,在邮电部传输研究所工作。初回北京,父母单位分给我家的房子是分开的两个单间。我还小,所以和爸妈住在一间,哥哥住在单独的另外一间。年少的我,只记得哥哥的工作总是三班倒,剩下的时间也都窝在他那个小房间中捣鼓他的数学,只有吃饭的时候才能看到他。自然,大我十一岁的他,也是不屑与我这个小毛孩子多说话的。
后来搬到传输所的后院宿舍,房间大了点,但还是分开在同一幢楼不同单元的两个单间。哥哥继续把下班后的所有时间献给他的数学,他喜欢他的小屋,安静不受干扰;他宝贝他的时间,除了吃饭时间外,最多也就是逗逗我们几个小孩子玩,一会儿就不见人影了。
其实对哥哥的印象,更多的来自于妈妈。我一向知道,在家里爸爸更多喜欢我一些,而妈妈,就简直是太偏爱她的儿子了。在妈妈的口中,我总是那个贪玩,爱看电视,爱读小说,就是不努力学习的孩子,她总是要求我向哥哥学习。“你看你哥,从来不看电视。一心钻研学习。再看看你,总是坐不住,总想着出去玩。”这是我妈妈的老生常谈了。我不服气,谁也不可能整天像我哥哥那样学习啊!同时我也不在乎,只要有我爸爸喜欢我就行了。
当然,哥哥对妈妈也一直很孝顺。有时候妈妈生病上医院,他会背着妈妈跑上跑下。记得我们家有几年住在复兴门的12层高楼,那时的电梯到晚上11:00就停运了,有几次回家晚没有赶上电梯,哥哥就一直背着妈妈爬了12层楼。
印象最深的是哥哥报考大学。1977年,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哥哥的政治考试成绩不够,没有上成理想的大学。1978年,又到了大学报考的时间。我这倔强的哥哥,却不愿报考北京大学的数学系了,他要直接报考另一所大学的数学系研究生。
我妈妈的一贯思想是学习要循序渐进,扎实基础。记得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靠着小聪明学习成绩还不错,老师几次建议我跳级,都被妈妈果断地反对掉了。到了我哥哥这里,一个连中学都几乎没有上过的人,居然想直接跳过大学,读研究生,妈妈觉得这知识学的太不扎实了。反对是肯定的,难就难在妈妈和哥哥,骨子里都是很倔的人,两个人都不肯让步,终于大吵了起来,这是我记忆中家里爆发的第一次大吵。即便好脾气的爸爸在旁再三调解,也无济于事。
问题的解决是妈妈拿出了杀手锏,她病了!
从小,爸爸就用他的身体力行,告诉我和哥哥,妈妈身体不好,我们都要照顾她,让着她。这一次,妈妈可能真的是急火攻心,一下子倒在床上起不来了。嘴里喃喃着:“我被你气死了,我病了,我不行了,我得上医院了”。
一看这架势,我们三个人都慌了。急急忙忙要扶妈妈去医院。然而妈妈又说:“不行,你不答应报北大,我就不去医院。”
面对妈妈的病,倔强的哥哥终于败下阵来,答应了妈妈。于是,神奇般的,妈妈的病不治而愈。
我有时候想,今天的北大,以有一位名叫张益唐的校友为荣。其实他们,还有我哥哥,都应该感谢我的妈妈,如果没有我妈妈对北大至始至终的敬仰和坚持,没有哥哥对妈妈的孝顺,很有可能,哥哥就与北大失之交臂了。
一直以为我家是爸爸更喜欢我,妈妈更喜欢哥哥。直到去年,我在搬家的时候翻出了妈妈一直保存着的爸爸的日记。我读的时候很好奇,想知道在我的孩童时代,我的父母兄长们都在想什么做什么。结果我发现,其实爸爸对我的爱,只是一个大人对小孩子的爱,溺爱和娇宠。而爸爸对哥哥的爱其实更加深沉,那已经是两个男人之间的交流和切磋,关注他的学业,关心他的发展,探讨他的未来。做过教师的爸爸,深知自己儿子的数学天赋,但是因为身处那个时代,20多岁的年轻人一心扑在事业和工作上,没有谁会像当今的父母一样去刻意地为孩子设计未来,还有不得不经历的各种政治风雨,他没有过多的时间倾注在儿子的学业上,但他是知道自己儿子的与众不同的。父亲含蓄,他把情感的表露,把与儿子的交流,把对儿子深切的期盼和在他成长过程中一步一步的指点都写在了日记里,我读着爸爸遗留下来的日记,看着他写的或细腻周全或深思熟虑的文字,忍不住热泪盈眶。如果父亲地下有知,知道他的儿子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登上了数学研究的顶峰,他该是多么的欣慰和自豪啊!
而我,有时会懊恼,觉得哥哥和我的年纪差的太多了,没什么共同语言,我这个妹妹体会不到兄长的关怀。直到1984年我上高三的那年,才改变了这个印象。
高三的运动会上我跳高把腿摔了,很严重,只能拄根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几步。正值高考前夕,上学成了负担。那时候哥哥研究生快毕业了,在家里住的时间多一些,于是担负起推着自行车送我上下学的任务,同时帮我复习数学。虽然每次他都会和妈妈吐槽这个妹妹太笨了,但他还是勉为其难地帮我一直复习到高考。那段时间,18岁的我,在懊恼自己受伤影响高考复习的同时,也还有点小确幸,有个哥哥的好处终于显现了。
虽然孩童时的我对哥哥不太关心,但我还是知道哥哥的性格不像我们家人。我的爸爸妈妈,在单位里都是典型的好人缘。爸爸待人随和,幽默开朗,多才多艺,单位上上下下都喜欢和他交往,那时候,家里经常坐着三三两两找爸爸谈工作聊天的人。而我妈妈,就是典型的党员唐大姐了。本来就是研究室支部书记的她,热衷于关心单位同事的工作和生活。我呢,虽然是个性格比较内向的孩子,但还算聪明灵巧,朋友师长们的一致评价是,这姑娘情商挺高。
而我哥哥的性格却是典型的清高自傲,“道不同不相为谋”。哥哥自有他的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经常聚在他那小屋里侃侃而谈,半天都不出来,那时候,会看出哥哥的兴奋。但是,对于他看不上的人,谈不到一起的话题,或是些家长里短的闲聊,他却一句话回应都没有,转身就走。毫不顾及所谓的礼仪礼貌。常常让爸妈在外人面前觉得尴尬。
而这,确是一位数学大师的真性格。靠着这样不合世俗常规的秉性,我的哥哥才能一路坚持住他的梦想,不屑于物质世界的诱惑,经历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辛与寂寞,走到成功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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